孫正聿：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辯證法

作者：孫正聿  來源：《光明日報》

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角度研究辯證法的發展脈絡，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角度研究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和基本範疇，從總結現代自然科學成果的角度豐富辯證法的理論内容，從指導社會實踐的角度探索辯證法的社會功能，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中尋求推進辯證法的路徑。而在這些研究中，如何進一步破除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教條化的理解和闡釋，更為準确地揭示和論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辯證法理論，從而更為深刻地展現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當代價值，沿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開辟的理論道路探索“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無疑也是亟待深入讨論的問題。以下刊發的文章，便是對這一議題的思考。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和毛澤東等經典作家都對辯證法予以特别的關切，并為我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辯證法理論遺産。他們的成果，既有一脈相承的發展脈絡，又有各自獨特的理論貢獻。探索這些貢獻，不僅能夠展現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豐富性，而且能夠為在當代推進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提供更為開闊和開放的理論視野。
　　
　　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
　　
　　馬克思對辯證法的獨特貢獻，首先在于他深刻地揭示和論述了辯證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質，并由此展開“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特别是集中地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早在寫于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後，曆史的任務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曆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在寫于1872年的《資本論》第2版跋文中馬克思更為明确地指出：“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資産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頁）正是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展現了自己的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空想社會主義批判的統一，并把這種批判凝聚為他的理論巨著《資本論》。列甯指出：“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是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列甯：《哲學筆記》，第357頁）。列甯還特别強調地指出：“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同一門科學，而唯物主義則從黑格爾那裡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且向前推進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同上）。深入地探索馬克思所揭示和論證的辯證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質，特别是具體地研究馬克思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所展開的資本主義批判，無論是對于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活的靈魂”，還是“充分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極為重要的曆史任務。
　　
　　恩格斯的“理論思維”的辯證法
　　
　　恩格斯對辯證法的獨特貢獻，集中地表現在他系統地論證和闡發了辯證法的思維方式。恩格斯明确地提出，辯證法是“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他在自己最為重要的哲學著作——《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全面地概括和總結了科學史、哲學史和人類史及其所體現的思維方式的曆史演進，深入地探讨和闡發了經驗思維與理論思維、科學思維與哲學思維的關系，具體地揭示和論證了辯證法與理論思維方式、辯證法與哲學基本問題、辯證法與自然科學成果、辯證法與曆史唯物主義、辯證法與科學社會主義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為後人提供了作為“理論思維”的辯證法的概念系統。
　　
　　正是通過對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的論證和闡發，恩格斯在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的意義上，深入地批判了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世界觀，揭示了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根源和實質，厘清了“不再是哲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全部舊哲學的關系，闡發了馬克思所開辟的哲學道路。恩格斯說：“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曆史的産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84頁）。沿着馬克思、恩格斯所開辟的哲學道路而探讨“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這是恩格斯為我們提出的曆史任務，也是恩格斯為我們展現的研究辯證法的開闊和開放的理論空間。
　　
　　列甯的“三者一緻”的辯證法
　　
　　列甯對辯證法的獨特貢獻，主要是從發展觀内部推進辯證法理論，特别是從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三者一緻”深入地闡釋辯證法的思維方式。
　　
　　在恩格斯逝世以後，馬克思恩格斯所創建的辯證法遭到兩個方面的嚴重歪曲：一是把“發展”當作時髦的旗号搞庸俗進化論；二是把辯證法從自覺形态降低為素樸形态即“實例的總和”。為此，列甯自覺地承擔起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的曆史任務：一是從發展觀内部區分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兩種思維方式，在理論思維的層面上闡述辯證法的實質；二是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繼承關系上堅持自覺形态的辯證法，闡發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三者一緻”，反對從黑格爾那裡倒退，進一步探索從黑格爾那裡前進的理論道路。列甯極為尖銳地指出：“對于‘發展原則’，在20世紀（以及19世紀末葉）‘大家都已經同意’。是的，不過這種表面的、未經過深思熟慮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種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發展着，那麼這點是否也同思維的最一般的概念和範疇有關？如果無關，那就是說，思維和存在不相聯系。如果有關，那就是說，存在着具有客觀意義的概念的辯證法和認識的辯證法”（列甯：《哲學筆記》，第280頁）。列甯在馬克思《資本論》與黑格爾《邏輯學》雙重語境的互動中，在《哲學筆記》中深刻地闡述了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三者一緻”，系統地論述了辯證法的實質、特征和要素，既以辯證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質展現了作為“理論思維”的辯證法，又在“理論思維”的層面上展現了辯證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質，從而在發展觀内部推進了辯證法理論。作為無産階級革命家，列甯把辯證法視為“革命的代數學”，運用辯證法分析自己的時代，分析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特别是承繼馬克思《資本論》的資本主義批判而撰寫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一系列運用辯證法“解決當前的問題”的理論著作，展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現實力量。
　　
　　毛澤東的“實踐智慧”的辯證法
　　
　　毛澤東對辯證法的獨特貢獻，突出地體現在他把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實現為指導行動的“實踐智慧”。毛澤東的辯證法的實踐智慧或實踐智慧的辯證法，具有三個方面的重大意義：一是在世界觀的意義上闡發了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實現了辯證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二是在實踐論的意義上總結和升華了以矛盾分析方法為核心的辯證智慧，使辯證法成為指導行動的現實力量；三是在中國化、時代化和大衆化的意義上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氣派和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從而以曆史悠久的中華文明和創新實踐的中國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主要标志的毛澤東哲學思想，既是實踐論的辯證法，又是辯證法的實踐論，既揭示了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的辯證的認識規律，又展現了把握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與鬥争性、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矛盾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的實踐智慧。作為“實踐智慧”的辯證法，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不隻是體現在《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著作之中，而且生動地體現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反對本本主義》、《關心群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争和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人的正确思想是從哪裡來的？》等著作中。這些著作展現了辯證法的“實踐智慧”，使辯證法獲得了現實力量，并引領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衆化。
　　
　　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辯證法的各自獨特的理論貢獻，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在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特别是盧卡奇的總體性的辯證法、薩特的人學的辯證法、阿爾杜塞的結構主義的辯證法、阿多爾諾的否定的辯證法以及奧爾曼的内在關系的辯證法，得到學界日益廣泛的關切和不斷深入的研究，這對于破除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教條主義的簡單化理解，對于在當代的生活境遇中推進辯證法理論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辯證法的研究；恰恰相反，隻有，才能更為準确地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才能更為深刻地把握“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因此，在探讨西方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過程中，我們應在把握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發展脈絡的基礎上，着力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辯證法，以經典作家所提供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理論思維”的辯證法、“三者一緻”的辯證法、“實踐智慧”的辯證法去研究當代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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